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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错位”******

　　继连花清瘟、布洛芬、蒙脱石散等药物被疯抢，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也成为公众“必抢清单”里的榜首药品。新年伊始，顶着“免疫神话”的光环，免疫球蛋白的身价经历了滚雪球般的上涨。从300元、500元的价格炒出天价单瓶高达2200元，7天涨了近7倍。由于本身稀缺且高价自费，通常医院不会储备太多，在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中，一些人盲目“抢球”陷入骗局，而一些真正需要它救命的免疫缺陷类疾病患者，却面临无药可用。

　　从“默默无闻”到“爆抢”

　　去年底开始，社交平台上“免疫球蛋白”在热搜榜居高不下，多位网友发文称高价求购“丙种球蛋白”。

　　“老人肺炎重症，急求免疫球蛋白”“实在找不到药了，有货源的请联系我”……更有网友动态表示“一万块买不到四瓶免疫球蛋白”，一时间这种并不日常的药物家喻户晓，求药人群随处可见。

　　在武汉工作生活的付女士在社交平台急求免疫球蛋白，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防疫政策调整后，先是抢不到日常所需药品，退烧药和体温计都抢不到，因为家里老人有基础病，担心感染后风险较大，所以想买点囤着，有备无患”。

　　付女士代表了不少抢购者的心理。付女士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自己根据网络上新冠用药清单囤了一部分，如布洛芬、蒙脱石散之类，但免疫球蛋白在医院和药房早已经断货，黄牛溢价太严重更真假难辨。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看到，免疫球蛋白为处方药，每瓶2.5g参考价格为298-700元。

　　物以稀为贵。各种黄牛藏匿社交网络，频繁发动态并附上小标签“新冠特效药”，北京商报记者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向黄牛询价，对方表示每瓶2000元，多买有优惠，并且一天一价供不应求，黄牛还向记者表示免疫球蛋白用于家里老人备用，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打3-4支。

　　多名网友发布武汉好药师大药房(九州通大厦店)可购买静注免疫球蛋白的动态并排起长队，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询问但电话未有人接听，而另一家连锁店武汉好药师药店(泰康店)则表示免疫球蛋白已经断货，并告知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都不会有，货源紧俏。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向北京多家医院咨询得知，由于社区医院大多提供的基础医疗服务，主要侧重于卫生保健服务，免疫球蛋白这种药品是需要在患者病情严重经过医生权衡判断才能使用的处方药，所以社区医院不做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药品的注射和售卖。

　　“神药”与“丙球”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是一种血液制品，又称“丙球”，是从健康人类的血浆中提取出来，主要应用于提高机体免疫能力，用于治疗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陷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丙球可以预防传染性肝炎、荨麻疹等病毒性感染，也可以用于哮喘、湿疹等疾病。在儿童用药中，丙球是治疗川崎病最主要的治疗药物。

　　“免疫球蛋白”到底需不需要抢？辽宁省朝阳市某三甲医院的张医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免疫球蛋白是人体血液内提取出来的细菌病毒产生的抗体，市面上还未出现康复人群血液中提取出来的免疫球蛋白，因此人们疯抢的静注免疫球蛋白对于新冠的预防作用不大。并且免疫球蛋白作为血液制品注射存在很多潜在风险，比如血液疾病的感染和身体的排斥反应过敏等，虽然这种风险的概率极低。”

　　1月6日我国最新发布了“第十版新冠感染诊疗方案”，在此方案的药物推荐中，并未提到普通人免疫球蛋白。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临床药师、副主任药师邓体瑛曾对此做出提醒，方案中提到的针对新冠感染的免疫球蛋白，具体名称为“COVID-19免疫球蛋白”，而非普通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